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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袁崇焕被杀的几点历史疑问该不该杀

发布时间:2021-01-06 12:33:41 阅读: 来源:高速卷帘门厂家

明末袁崇焕被杀的几点历史疑问 该不该杀?

袁崇焕之于明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明史》中评价袁死后“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袁也因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引起后世的贬褒不一,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袁推崇的宁远—锦州防线是否有效,与清议和是否投敌,擅杀毛文龙是否合理。

对于这些争论,我将依靠《明史》进行分析,提出个人浅薄的看法。《明史》定稿虽然经过康熙的修改,许多地方出现了变动,但其成书时间离明朝较近,又由官方指认定版,享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源,因此将作为我行文的首选材料。

袁崇焕,字元素,生于广东东莞石碣,祖籍广西梧州,明朝末年蓟辽督师。袁微时就乐于与边塞老兵交谈,了解边境要塞的情形,常自称有处理边防事务的才能,自诩给足钱粮,其一人可守关。后来单骑出关巡视考察山海关内外地形,通过自荐的方式在辽东边关任职,从文官佥事一步步提拔到蓟辽督师。

袁崇焕初任监军时,就敢于蔑视上司经略王在晋。这种蔑视既然记录在案,那就不是平常发发牢骚,必然是时常在人前提起。宁远大捷之后,意志渐渐骄横,又与大将满桂不和,迫使其调走回朝。崇祯即位后,召其陈述兵事,袁一时激动,竟说出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事后经人提醒,才知道自己失言了。通过《明史》记载的这几件事情,一个意气风发、自信满满甚至有一些骄横的年轻将领形象跃然纸上,排除后世史官的刻意抹黑的 因素,还是可以看出袁睥睨物表,颇为自满的个性。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生于广东东莞石碣,祖籍广西梧州。

袁崇焕的自信源于才干,他的才干支撑着他驻防边境时大有作为,而取得的胜利又反过来使其更加自信。这种自信并非盲目的刚愎自用,他能够清醒的认识到现阶段明军和清军的实力差距。制订了符合当时国情军情的复辽策略:辽人守辽土,辽土养辽人,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同时在战术上指出:兵不利野战,袛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军经过萨尔浒一败后,精兵良将死伤败亡数万,大明后期最精锐之师就此覆灭,实力士气均受到重大创伤,各部均不敢再与清军野战,士兵有强烈的畏敌情绪,由此可知利用坚墙大炮防御制敌策略非常符合当时的国情,同时也是唯一可选的政策。

袁的防御政策并非一味的龟缩不前,而是以防代攻,练兵筑城,逐步发展。在巡抚孙承宗的领导下,修筑宁远重镇,大兴屯田,以此为基地向北扩展,收复了锦州、松山、杏山、大小凌河、右屯等地。在战略上形成了关宁锦防线,以山海关为后盾、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先锋,其间筑有多个堡台作为联防据点。构筑了三道防御纵深,这是机动防御的前提。而这三大防线是袁时常被人议论其军事才略的重点所在。天启六年的宁远大捷,便是这一防线正确性的最好例证。

天启五年,孙承宗被免,接任的经略高第放弃宁远一线,撤回山海关,袁崇焕不从,率孤军奋守宁远一城,激励将士百姓。同时下达命令,若有将士逃回后方前屯和山海关,格杀勿论。袁在无援军相救的情况下,孤军击退清军近十万人马,足以说明这一防守策略的必要和正确。倘若能按照袁的设想,在宁锦线布置数万人马,屯聚充足的粮草军饷,保持与蒙古朵颜部和插汉部的制衡,清军很难突破这三道防线。

清军攻前线,后方山海关一线可伺机相助,宁锦大捷便是如此;清军若绕过宁锦前线直攻山海关那便是犯了兵家大忌,哪有在敌人防御严密时跳到敌人中间去攻击的道理。经过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努尔哈赤在中途死去,皇太极遭遇闭门羹,只好转换策略绕道蒙古进入龙井关、大安口,越过蓟州往西,直逼京城,但袁早有先见之明,两次上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指蒙古)为向导,通奴(指后金)入犯,祸有不可知者”,提醒朝廷防范京师北面防线,却并未引起重视。由此可见,关宁锦防线并非鸡肋,在当时已经山河飘零的明朝显得极为重要。

常有后世学者攻击袁崇焕私通清朝,与其议和,这件事情也导致他最后被崇祯下狱凌迟。明王朝虽然一直被后世尊为“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然而政治国事不是几句口号可以支撑,也并非满腔热血、一鼓作气便可发达。更多的是需要灵活,政治的灵活性对于信奉实用主义的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明王朝在后期就多次寻求与清国和议,同时崇祯也多次想迁都南下,只是各种原因阻隔而未能成行,并非像像一些历史剧所演,一句祖宗的规矩不可变那么浅薄。

天启六年八月,也即宁远大捷后七月左右,努尔哈赤死,袁派人刺探虚实,这是袁第一次以议和名义与清军接触。而皇太极此时刚登位不久,同时想剪灭朝鲜袭扰,便同袁议和。趁此空闲之隙,袁便大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同时派军牵制清军。第一次议和可以看出袁并非倒向清军或者留有后路。朝鲜、毛文龙相对而言并非主力,袁派军牵制清军尚可认为仅仅做出样子,但若袁有倒向清军之心,为何趁此之际修缮前线三城,这一行为符合他一贯的防御纵深构思,同时也表明他在做长期对抗清军的准备,因此第一次议和袁非有二心,而是在争取战略时间。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同年十一月,皇太极进逼京师。朝野震动,朝中大臣认为认为袁此前与清军和议后,清军攻打降服朝鲜,再加擅斩毛文龙,清军便无后患之忧,大举入侵。二者时间相隔不远,崇祯很难不对袁产生怀疑。至于史书记载皇太极放一太监施展反间计,则大不可信。此为袁第二次和清军有接触,但观前后事,袁不可能勾结清军。

首先,袁多次出入朝堂,是谓心怀坦荡,根本未作叛变打算。

其次,袁下狱后,祖大寿害怕被株连投降清军,可袁仍愿意修书劝其归来,而祖大寿同样也愿意归回,说明袁和祖从未有叛变之意。,倘若袁私下真同清军接触,那也如同第一次一般,是缓兵之计。这些都为《明史》所记载,不可不信。观察袁前后所作所为,叛变投敌之说实属诬蔑。

袁崇焕最令人诟病的事情便是擅杀毛文龙,袁被定死罪其中一条罪名便是如此。这一段在《明史》上记载十分详细,可见此事的影响之大。袁此人颇为自负,做事雷厉风行,意气风发,甚至有一些独断专行,其性格决定了他行事风格,也决定了他最终的命运。当监军时,因查核到虚报名额的部队,便不经流程,直接斩杀了一位校官,此事还引起孙承宗的斥责。

后来被崇祯召见,一时意气,说出五年复辽的豪言。了解袁的性格后,便可分析出其杀毛的动机。袁恨毛文龙耗资无数,抗衡监管,多次袭扰清军却未能达到相应的牵制效果,后又私通清军,徘徊观望,行为举止不当,总结出十二条罪行斩杀毛文龙。事实上十二条中,冒领军功,杀民充数,多领军饷,任人唯亲等等是当时明军中非常常见的现象,朝廷不是不知,但念在毛文龙经营海岛多年,牵制清军有功,即使多耗粮饷不愿也无法追究。其中只有第十二条最为严重,“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毛的行为如若放在平时,早就锒铛下狱,但在当时内忧外患之际,重用毛是不得已之举,朝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袁早就有心杀毛,同时相当看不起毛文龙,多次指责毛乃一介平民,才识普通。虽然毛确实该杀,但当时不是最好时机,同时袁也并未做好万全准备,未考虑到毛死后东江镇的安排处置。毛文龙经营东江多年,事实上已经形成军阀割据,手下军队均为其嫡系亲信。袁斩杀毛后,十分担心其手下造反,并未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处置其手下部队,史书上记载体现其处置十分仓促,杀了毛后派遣毛手下大将和其子孙统领其部队,又上书多发军饷慰劳其军。但因主帅已死,岛上人心浮动,手下多有叛乱离去。袁处置毛这一事很失水准,不应在此危亡之际擅斩主帅,并且未作万全准备,斩杀后处理十分唐突。斩杀毛三月之后,皇太极毫无后顾之忧,率十数万八旗军绕道直扑京师,前后时间相隔之近,朝堂百官不可不疑。

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汉族,大明第十七位皇帝 ,亦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

袁崇焕在明末精锐尽失、将士畏敌的形势下,能够担当起边防重任,制定合理的边防策略,在防御战中取得宁远、宁锦大捷,牢牢稳固辽东防线,守卫京师有功,其军事才能堪称名将。但是其为人颇为自负,对上不能尊重,对同僚不能团结,擅行不顾,武断斩杀边防将领,依赖崇祯的信任,过多的挑战崇祯的忍耐底线,也反映出其政治经验的不足。另外又有一事可以反映出袁政治经验的欠缺,袁守边时,粮饷充足,同时深得崇祯信赖,督师蓟州和辽东。皇太极率军从蓟门直逼京师,在程序上这也算袁的防御不周,可袁毫无知觉,率军回援京师,自认护驾有功,实不知崇祯对其早已不满。

袁身负将才,行事不够老道,政治经验颇为不足,并非全才。但在明末危急存亡的时刻,袁这样一个已经具有抗清声望和经验且毫无私心的将领已不可多得。当是之时,孙承宗已老,卢象升力不足,孙传庭、洪承畴之流无抗清经验可言,明朝已无边防大将可用,杀袁可比自毁长城。

试问袁若能长守关宁锦防线,抗击后金,且不论消灭金军,仅维持防线稳定,再选良将镇守蓟州镇,防范金军绕关直抵京师。洪承畴、孙传庭之辈平息内部叛乱,熬过气候异常的灾年,君臣同心,重聚实力,再与清军较量胜负未知。在古代,皇帝一人的能力和性格便决定了国家兴衰,民族存亡。崇祯皇帝虽非亡国之君,但也不是救国之君,喜杀无常,事必躬亲,任人多疑,有始无终,挫败不起,庄烈帝若无上述性格缺陷,大明岂会半道而终?

历史不容想象,逝者如斯,后人只能叹息,提醒后人记住教训就是我辈爱好史学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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