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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互扶持也有不假颜色的谏诤名医汇

发布时间:2019-09-20 17:56:10 阅读: 来源:高速卷帘门厂家

有相互扶持也有不假颜色的谏诤

钱穆  1895年-1990年  历史学家,国学家。著有《国史大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

胡适  1891年—1962年  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著有《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  世人对钱穆与胡适的关系多有误读。总体而论,钱与胡一生论学多有不合,尤其到了晚年更是殊异,但这并不意味着钱一开始就对胡适的思想采取全盘拒斥的态度。在早年钱穆眼中,胡适是思想界的新一代领袖人物,甚至可以用“高山仰止”来形容。两人孤悬海外之时,都以自己的力行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独特贡献,他们的友谊里有相互保护与扶持,也有不假颜色的谏诤。  初次见面,钱穆就问倒了胡适  胡适生于1891年,年长钱穆4岁,但其成名时间却要远远早于钱穆。  1917年9月,时年26岁的胡适已经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正教授,并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而此时的钱穆只是江苏无锡乡下的一名小学教师。  早年时,蛰居乡间的钱穆也十分关注胡适领导的白话文运动,并在教学过程中加以试验。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钱穆更将胡适与梁启超并提,“为并世大师,其言当信”。1928年,钱穆完成了《国学概论》最后一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钱对胡适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也颇为肯定,更公开声称其研究《易经》的方法来自于胡适“层层剥笋法”。  钱穆和胡适的初次谋面在1929年,当时钱是苏州中学国文首席教师,胡适则是中国公学校长,应苏中校长之请来苏中作演讲。  演讲完毕后,校方宴请胡适,钱穆也作陪。吃完中饭后,胡适就想着返回上海。据钱穆在《师友杂忆》里的推测,胡适不愿意留住一晚是因为他“以生僻之书询问,事近刁难”。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闹得有点不大愉快,胡适并没有给钱穆留下好印象:适之“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学者专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惟远避为是”。  这段评论出于思想完全定型的老年钱穆之口,是以老年钱穆来回忆青年钱穆,与青年时代钱穆对胡适的看法颇有距离。“胡适研究学问,主要在他的方法,在思想启迪,而不在他的根底。胡适自己都说,他的根底还不如傅斯年,不如顾颉刚。”  此后,钱、胡没有再在苏州见面,二人的再次见面已是钱穆赴燕京大学任教、胡适从上海返回北大之后了。在抗战前的8年时间里,钱、胡同处北平,二人时有通信往来,钱不仅以“领袖群伦”的学界领袖看待胡适,还多次到胡适家中拜访,所谓“惟远避为是”只能是出自后话了。    北大共事,钱穆对胡适颇为敬重,  胡适对钱穆的博学深为推崇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可以说是钱穆的“伯乐”。钱、顾二人相识于1929年。顾颉刚读过钱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之后就力劝钱穆不要在中学教国文,而应去大学教历史。  顾颉刚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闻孟真有意请钱宾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嘘。我已问过宾四,他也愿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  此时的傅斯年也因欣赏钱穆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而对钱穆刮目相看,于是钱穆便得到了北大的聘书。《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于1930年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一篇解决晚清经学上今古文之争的力作。该文刊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原本相信康有为今文家说的胡适读到该文后,放弃了原来的观点,转而接受钱的结论。  1931年夏,钱穆曾专程到胡适家中拜访,未能相遇,钱留下了一封信。在信中,钱穆表达了对自己著作的自信,希望胡适能为他这本当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作序并推荐北平的学术机构出版,胡适虽没有如钱穆所愿,为该书作序,但胡后来仍然写信向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推荐了此书。  在北大共事期间,钱穆对胡适颇为敬重,胡适对钱穆的博学也深为推崇。两人对先秦诸子深有研究,钱穆把自己出版的著作送给胡适指正,胡适对钱治诸子学的成绩也多有肯定。有人问胡适先秦诸子事,胡适就说可去问钱宾四先生,不要再问他了,可见他对钱尊重有加。    钱、胡在中国通史课上较劲  并产生心结的说法不胫而走  2000年7月,著名物理学家、钱穆侄儿钱伟长曾为纪念钱穆去世10周年写作了《怀念钱穆先叔》一文。在文中,他提到了钱穆与胡适的一段围绕中国通史课程的“传闻”。  钱伟长写道:“那时北京大学开设两个中国通史课,一个是胡适在每星期二、四上午讲的,不发讲义,一是四叔在每周三、五下午讲的,也没有讲义。两人讲了几周后,震动了北京史学界,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一般课堂容纳不下,只好改在北大红楼中的礼堂讲。按理说,胡适在美国学过历史,他有一套那时国际上公认的系统观点,这方面四叔是差得很多的,但在史料的选择方面,四叔因从事了五六年关于春秋、战国、先秦、两汉的诸子百家的资料工作,熟悉的程度,胡适是无法和四叔唱对台戏的。半年以后,胡适就停课不讲了。中国通史就成了我叔父的独家舞台。”钱、胡在中国通史课上较劲并由此产生心结的说法不胫而走。  1930年代前期,钱穆和胡适在学术上的争论主要有三次:经学今古文问题的讨论、《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讨论和儒的起源的争论,但这一时期,钱、胡两人的关系还尚未演化到公开对立的程度。    不同的文化观让他们背道而驰  钱、胡关系开始疏远始于1930年代后期,疏远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人所持的不同的文化观,到1940年《国史大纲·引论》正式发表时,钱穆对全盘西化采取批判的态度,此时的钱、胡、傅的关系已面临破裂边缘。  胡适主张西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西化派阵营中的代表人物,“全盘西化”一词,就是胡适在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钱穆主张本位,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尽管早年的钱穆曾经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有过正面的肯定和评价,但随着钱穆文化观的日渐成熟,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开始日益强烈,并不断见诸笔端。  在1939年脱稿、1940年正式出版的《国史大纲》引论部分,钱穆对西化派展开了全面批判:“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  在钱穆看来,近代的中国文化虽然走上了“病态”、“顿挫”阶段,但“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可以用中国文化自身的力量来医治文化的“病态”,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杀开一条出路。  当时人在美国的胡适对于钱穆的批评并非毫无知悉。在后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钱穆为从未出过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其间针砭可见了。    两位决裂之后,也有忍不住的关怀  在多位研究者看来,钱穆与胡适的真正决裂是抗战后北大拒绝向钱穆发聘书。  根据钱伟长的回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北大许多教授也纷纷从云南返回北平,“但胡适、傅斯年却不向钱穆发聘书。胡适之因与钱穆学术意见不合,而傅斯年一副洋派,他瞧不起没有大学学历的钱穆。”  没了北大聘书的钱穆,只好辗转于昆明、无锡之间,先后受聘于昆明五华书院、江南大学等院校,1949年赴港办学。  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区志坚博士认为,钱穆在1949年之后没有到台湾去,除了他对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一党专政之野心”及未能实践中山先生政治理念多有批评外,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已迁台湾也有莫大关系。  钱穆更以“学术门户”指摘胡、傅二人对于台湾学风的影响。1959年,钱穆在写给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父亲余协中的信中还说:“台北方面学术门户之见太狭,总把弟当作化外人看待,而且还存有敌意。”  不过,区志坚曾在胡适档案里发现了他裁剪的一则美国华文报纸的新闻报道。1954年4月14日,钱穆应邀在淡江文理学院新建的礼堂内演讲,不料演讲期间屋顶大块水泥坠落下来,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了这则新闻,并剪了下来,这可视为胡对过去朋友的一种关心。  据《东方早报》,本文作参考了上海大学历史系陈勇教授、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区志坚博士的相关著作。(来源: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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